20世纪上半期，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坛巨子负笈海外，经历欧风美雨的洗礼，汲取西洋文化之精粹，融会中国文化之传统，终成就一生的名作。年轻时的他们，在异乡求学打拼，始于个人兴趣，追逐自我梦想。与今日留学之风相比照，其大相径庭之处，值得细细玩味。本文摘录部分章节，以飨读者。

　　萧乾：世界舞台上的幸运儿

　　那是个青春的时代,那是个神童的时代，那时的文人上五十就被称为“某老”(现在称作中青年)。那时后来在文学史上留下赫赫名声的北新书局，有个十七岁的蒙族送货小伙计，见多了文化人，就动手编编抄抄。他到北大图书馆，一字字抄下刚去世的徐志摩译的曼殊菲尔小说。如此精读，自有心得，于是自己也动手写小说。二十岁成为京派文学新秀，得到机会就读于辅仁与燕京英文系，二十五岁主编名重一时的《大公报》副刊，评定了中国第一次文学大奖，而且目光奇准―――诗何其芳、小说卢焚、戏剧曹禺。不久，他自己的长篇《梦之谷》又得文坛激赏。

　　萧乾的一切，都来得那么早，在他那么年轻的时候。如果他是书香门第精心栽培，倒也罢了，他却是北京东直门一个蒙族守门人的遗腹子，靠母亲洗衣编织，自己送报送奶做学徒，初中毕业就得自己谋生。

　　伦敦大学东方学院(SOAS)中国部，本世纪有不少文化名人任过教。萧乾来到东方学院时，年龄尚未三十，已经是中国文化界名人。在这群星中，光彩不让前贤。

　　1939年，萧乾在香港遇到后来成为著名藏学家的于道泉。于当时任教于伦敦东方学院，因故不能再去，推荐萧去伦敦接任。当时二战正要爆发，《大公报》社长胡霖趁此机会委萧乾为该报驻欧记者。于是萧乾成为二次大战中唯一直接报道欧洲战事的中国记者：英国议会关于滇缅公路的辩论、敦刻尔克大撤退、伦敦大空袭(萧乾自己差点被炸死)、英德大空战、V-2飞弹……此后又是给中国读者好消息的信使：诺曼底登陆、强渡莱茵河、进攻柏林、联合国成立、波茨坦会议、纽伦堡审判―――每件大事，都被他赶上了。由此，《大公报》名声大振，萧乾也创造了长篇国际报告文学这个中国文学新体裁样式。

　　以上种种，是萧乾的运气，恰逢其时其地，但萧乾来英也真是赶上了时候―――西方人对中国最“善意”的时候。作为盟国文化界的代表，出版社约他写了四本英文书，电影公司约写剧本：当时BBC远东部长，正是《1984》的作者奥威尔(George Owell)，约他每周广播一次；作为文化界“援华会”(China Campaign Committee)的贵客，周游英国演说，又成为威尔士(H.G.Wells)等大作家的座上宾；诺曼底登陆后，作为战地记者，又与海明威、威尔逊(Edmond Wilson)、萨拉扬(Sarayan)等，同行于进军行列。

　　萧乾描写过一桩趣事：在伦敦公共汽车上，邻座发现他是中国人，大声问好，萧乾谢了他。全车听到此人为中国欢呼，都鼓起掌来，萧乾再次起身答谢。这个邻座大概喝醉了，继续发表感谢中国的演说，弄得萧乾恨不得汽车赶快到站。此种民众自发好感，有哪个旅居西方者再有机会享受？

　　1940年，席卷欧洲的德军有入侵英国的势态，伦敦的外国居民，男性晚八时后上街为违法，萧乾也不例外，正好闭门读书。其间他啃下的书包括赛过天书的《尤利西斯》。1942年东方学院为避轰炸搬到剑桥(当时英德交战双方有个约定，互不炸两座大学城：德国不炸牛津、剑桥，英国不炸海德堡、图宾根)，萧乾就进入剑桥读硕士学位。为作“英国心理派作家”论文，弗吉尼亚・伍尔夫(Virginia Woolf）的丈夫列奥纳德・伍尔夫(Leonard Woolf)让萧乾直接翻阅抄录她的日记，而福斯特成了萧乾的忘年交―――大作家直接指导写自己的论文，今天哪个学生有如此荣幸？论文尚未写完，《大公报》就要他火急赶往欧陆战场。